产经观察本报记者

　　周雪松

　　新常态下民营经济新引擎到底在哪里？川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1月16日，以“新川商、新引擎”为主题的首届川商北京论坛举行，7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川商在京汇聚一堂，围绕“新常态下的川商发展新机遇”、川商该如何舍短求长，以及川商如何“互联互通”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共同就新时期下，实现川商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建言献策。

　　提起川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川军。能吃苦、擅打仗是川军的特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巴蜀地势险峻，古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在战场上，川军不仅能守，还能攻。十大元帅里面，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四位元帅都是四川人。在抗日战争中，四川承担了全国30%的财政税收和40%的抗战兵力，“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川商在中国发展史上也功不可没，作为华夏大地上地缘性极为特殊的商人群体，川商历经了千年的兴衰起落。他们勤奋而聪明，求实而敢为天下先，文化底蕴浓厚，这成就了川商的独特气质。早在汉代，司马相如这样的文人“下海”就已传为佳话。川商曾开辟了茶马古道，发明了全球第一张纸币“交子”，创建了全国最繁华的盐都。川商还是古代三大商帮之一，也曾缔造富甲天下的财富神话，创造无比灿烂的辉煌。

　　但近代，川商的表现一度默默无闻，在全国不像徽商、晋商、闽商那样声名显赫。在当代，尽管四川出现了像刘永好家族这样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民企代表性人物，但川商整体来说还是不如浙商、粤商和闽商。也许有人会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也是四川人，是从四川走出去的川商的杰出代表，不过王健林创业的起点不是在四川而是在辽宁，将其视为川商不妥。

　　实际上，川商的没落既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有地理甚至人文方面的因素。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抗战时期，当时隶属于四川的重庆被国民党作为陪都，长江航运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十分发达，孕育了像卢作孚这样的交通运输业巨子。除此之外，四川商帮在近代大多是比较沉寂的，四川也仅是作为大后方存在，远离时代中心。加上四川本身是一个盆地，相对比较封闭，四川人又注重追求安逸，很早就有“少不入川”的说法，“宁做鸡头不为凤尾”，缺少抱团意识，所以川商表现差强人意。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率先开放，浙商、闽商和粤商更加占据优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在川商目前已经觉醒，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开始弥补短板。如在本次川商北京论坛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主席陈放就指出，广大川商要认清大势，把握大势，在创新转型中做强做优做大。他强调，川商一是要树立开放意识，主动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以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等，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转型升级，发展壮大；二是要整合资源，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形成强大合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在合作共赢中塑造川商良好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为弘扬川商精神，传播川商文化，凝聚川商力量 ，创新川商品牌，在本次论坛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川商们发表了一个共同的倡议书，倡议天下川商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共谋发展，共铸新川商精神，共同实现川商梦想。

　　种种迹象与努力表明，川商试图抱团求变，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普遍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坚持抱团取暖、创新求变，大家携起手来共谋发展将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也有助于增强川商的凝聚力，抵御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避免单打独斗造成更多的伤亡。

　　诚然应该看到?熏一些重要的商帮历来都十分重视抱团发展，抱团发展也并非新型的商业模式，而相对于浙商等强大和活跃的商帮而言，川商思想还不够解放，“走出去”方面的步伐有待加快，在构建开放型、包容型发展模式方面也明显不足，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创新与整合资源能力都有待提高。此外，目前四川民营经济还不是十分发达，经济结构的调整、本地品牌的培育还任重而道远，随着高端白酒、家用电器、钢铁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竞争是日趋惨烈，对当地一些知名品牌企业特别是国企的影响比较大，改革的步伐注定会加快，这对川商来说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未来，川商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接受市场的考验。